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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外人

曾想学陶翁,却难。于是,坎内外交友为上。

 
 
 

日志

 
 

【引用】血染的风采——对越自卫反击作战全记录(五)  

2011-01-13 13:41:39|  分类: 社会记实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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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血染的风采——对越自卫反击作战全记录(五    原文作者:情系南疆

血染的风采——对越自卫反击作战全记录(五)

情系南疆整理编辑

导语:

1979年2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广西、云南边境地区对越南发起自卫反击战。中国军队先后攻克越南谅山、高平、老街3个省会和17个县市,重创越军4个正规师零10个团,毙敌37300余人,俘敌22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装备和作战物资,摧毁了越南北部地区针对中国的军事设施。在完成预期目的之后,中国边防部队于3月16日全部撤回中国境内。

这是距离中国人最近的一场战争。短短30年的时间,曾经身处那个大时代的人们,不可能忘记这场关系中国和平与发展可能的战争,也不可能忘记这场吞噬成百上千年轻生命的战争。

这也是距离中国人最远的一场战争。这无关于生活水平的高低,更无关于战场本身的血腥程度,只在于人们的意愿,在于国人对历史的态度。就像上述对战争的简述,历史被简化为一串冷冰冰的数字,疏离便是自然而然的结局。

然而,这难道可以作为我们集体健忘的理由吗?如果不能,请随我们一起回忆。

越南丧心病狂,促使中美关系持续升温

1979年前后的中美关系

   1977年1月,吉米·卡特入主白宫,成为美国第39任总统。 在美国历史上民主党总统以威尔逊为代表,外交中带有比较多的理想主义色彩。卡特执政时期,战后三十年美国内外政策的失误和由此造成的后遗症集中表现出来:越战失败,水门事件,物价膨胀,经济不景气,美国社会产生了对美国政治体制和价值观念的信仰危机,在国际上,美国的“天定命运”被其他国家否定,美国政府需要树立起新的道义形象。卡特上任后,决意恢复人们对美国基本的政治制度和美国人历来引以为自豪的价值观念的信仰, 与此相应的是,他在外交中对人权问题情有独钟,希望在“人权”和“民 主”的传统上动员美国人民的支持,“增强美国意识形态对世界的影响”,同时也向所有盟国和友邦保证,美国将信守条约承诺;他还希望以人权作为武器,在意识形态上战胜苏联,扩大苏联与东欧国家的矛盾,为他的“世界秩序战略”服务。

在卡特政府的外交日程上,有一大堆既紧迫又棘手的问题,诸如:美苏关于限制战略武器第二阶段会谈,中东形势,非洲事态,巴拿马运河区问题,3 等等,与这些问题相比,中美关系正常化似乎不是特别紧迫的事。在总统的国家安全班子1977年1月第一次开会讨论最紧迫的问题时,甚至没有提到对华政策。

在美国历史上,有一些总统本人就是很了解国际事务,很有战略眼光,在外交上敢作敢为的,早一点的如威尔逊、罗斯福,晚一点的如肯尼迪、尼克松。有一些总统本人入主白宫前主要关注的是国内问题,甚至本州问题,对国际事务所知不多,如杜鲁门、约翰逊、福特。卡特也属于后一类总统。作为乔治亚州的州长,他在政务中难得接触到中美关系。这样,他在外交方面,包括在处理对华政策方面,就非常依仗国务卿万斯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 他们的主张也就对总统产生极大的影响。

在国际事务和外交政策方面, 万斯和布热津斯基在某些问题上,如在人权外交,中东问题方面,持相似的立场;在另一些问题上则有不同的主张。他们最主要的分歧表现在对美苏缓和以及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看法。万斯认为,“讲到经济发展与战略实力,中国还不是一个主要的战略强国”, 而美苏缓和关系到美国外交的全局,“一个稳定的美苏关系将有助于创造有利于实现美国其他外交政策目标的国际环境”,它“对于保持我们欧洲盟国的信心也是重要的”。当时美苏关系的突出问题是要推进在1976年停滞不前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这是美国外交的“中心环节”,抓住这个环节既可以稳定美苏关系,又可以发展更加广泛的双边合作。中美关系正常化是符合美国利益的,但鉴于“苏联对中国过于担心,美国与北京的任何战略合作都可能在美苏关系中引起严重反映”,因此正常化必须以不损害美苏缓和为前提。

布热津斯基认为,要改善美国的战略地位,对苏关系是重要的,但不能过于强调,以免产生对美苏伙伴关系的欣快症似的期望,导致别国对美苏主宰世界的担心;或产生对美苏冲突的歇斯底里般的担心。不能把苏联当作美国利益的焦点而牺牲了其他的全球事务。他也不认为缓和是战争之外的唯一选择。缓和的关系就其本身来说是一种复杂的关系,“缓和不可避免地既包括合作又包括竞争,因此它必须既是全面的又是互惠的”。而且缓和必须既能避免战争,又能成为和平变化的工具。苏联的利益在于把缓和加以局限,使之成为单方面的行为。他“越来越关注苏联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的长远政治含义,担心苏联将会继续运用其实力或者在第三世界挑起纷争,或者将其意图在一些政治竞争中强加给美国”。苏联已经把缓和当成了“推动世界革命进程”的工具。他和一些学者和战略家认为,中苏分裂是冷战时期最富有长远战略意义的事件。既然共产主义世界已经成为多中心的,美国也要实行多中心的政策,“要更多地注意中国,因为中美关系对美苏关系产生直接影响”,要利用中苏分裂使苏联的战略计划更加复杂化,“如果苏联多担心一点我们的对华政策,我们就可以少担心一点对苏政策”。 在卡特政府中,国防部长布朗与布热津斯基看法相近。他倾向于从中苏竞争的角度去看待中美关系。

卡特本人“相信与苏联的缓和”,他认为“这表示在走向和平”, 并称,由于美苏缓和,“同苏联发生冲突的危险已不那么尖锐”。而且在1977年他受到万斯的影响较多, 所以在1977 年卡特政府在中美关系正常化方面仍然踌躇不前。由于缓和的衰落,并受布热津斯基的影响越来越多,卡特总统到1978 年才真正“打定主意”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当然,卡特也不是完全不注意中美关系。早在1976年底, 大选获胜后不久,卡特就专门把基辛格请到乔治亚州他的家乡,向后者询问了许多关于中国的问题, 以及他多次访华后形成的对中国的印象。1977年2月初,他邀请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去白宫,黄镇在谈话中强调了苏联的威胁;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 黄镇说,中国是有耐心的,但一旦美国准备“兑现数年前达成的协定”,中国就愿意尽快实现正常化。卡特说,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已经访问中国多次,美国欢迎中国领导人访问美国。黄镇的回答一如从前:“只要台湾的'大使'还在华盛顿,这种访问就是不可能的。” 1977年4月,一个美国国会议员代表团去中国访问,卡特派其次子齐普·卡特随团前往,并给中国领导人华国锋带来一封亲笔信,信中表示,增强中美两国的交往和贸易是符合中美两国和全世界的最大利益的,希望最终能遵循《上海公报》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

5月22 日,卡特在圣母大学作外交政策演讲,这是卡特上任后第一次全面地阐述新政府的外交政策。他在演讲中共讲了美国外交的五大问题:人权,加强与盟国的关系,美苏关系,核不扩散,南非危机。在第四个问题中他提到了对华政策。可见对华政策在美国外交中的地位了。演讲中的提法是布热津斯基建议的:

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方面取得进展是重要的。我们把美中关系看作是我们全球政策的一个中心环节…… 我们希望能找到一种公式来克服那些把两国分开的困难。

卡特还任命刚退休的美国汽车工会主席伍德科克为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年长、富有经验,而且很强硬。早在60年代,肯尼迪总统就想让他出任驻外大使,他没有接受。这次他同意了。他与卡特总统私交甚厚,在卡特竞选时,伍德科克利用汽车工会为卡特助选,保证了卡特在密歇根州和其他一些州大获全胜。卡特对他颇为感激。大选之后,伍德科克的名字出现在许多政府官员候选人的名单上,但他选择了出任驻华联络处主任。他在年轻时从爱德加·斯诺报道中国的作品中了解了中国,并且一直保持着对中国的浓厚兴趣。尼克松访问中国,打开了中美关系,他是国内最早出来支持尼克松的人之一。 7月中旬伍德科克正式走马上任。以后的事态发展表明,他将在中美建交过程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24号《总统参考备忘录》第三项涉及对中国的技术转让。在该文件的拟订过程中,布热津斯基与万斯已经发生了交锋。布热津斯基主张向中国转让技术,他认为这一发展与中国的战略关系的步骤将会使苏联在处理有关美国的利益方面不致胆大妄为。国防部长布朗支持这种主张。万斯则向总统称, 发展与中国的战略关系是“相当危险的”,因为“再没有别的什么”被苏联人看作是“更富有敌对意义”的了。它将使苏联重新评估削减美苏紧张状态到底有多少用处。他进而说,只要向中国转让可用于防卫的技术的风声走漏出去,就会对美苏关系产生影响。结果万斯的主张占了上风,第24号《总统参考备忘录》第三稿建议,在转让与军事有关的设备和技术方面,美国应当继续做到对苏联和中国不偏不倚,“一碗水”端平。经过一系列官僚政治运作,这一稿有意透露给了新闻界.

进入1978年,美苏关系由于一系列原因而恶化。首先,被万斯作为美苏缓和中心环节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迟迟没有取得预期的进展。在尼克松和福特政府时期,两国已经签署了一系列协定,但由于在苏联逆火式轰炸机和美国巡航导弹是否应列入战略武器运载工具最高限额之内等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谈判陷入旷日持久的讨价还价之中。33 其次,苏联乘着美国热衷于搞缓和的机会,不遗余力地在第三世界进行扩张,威胁美国利益。1976年,苏联借助古巴军队操纵安哥拉内政得手。1977年,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政府发生了政治转向,本来亲西方的埃塞俄比亚倒向了苏联,而本来接受苏联援助的索马里于1977年11月废除了索苏“友好合作条约”,倒向了美国。两国本来在欧加登问题上存在边界争端,苏联支持埃塞俄比亚反对索马里,直至出钱出枪支持埃对索作战,利用古巴人打非洲人,利用非洲人打非洲人,并派遣大批顾问前往非洲之角,及至1978年3月,在这一地区有800至1000名苏联顾问,有11000名古巴军人。34 苏联还迫使索马里于1978年3月从欧加登地区撤军。苏联之所以重视非洲之角,是由于那里有通红海的出海口,“在亚丁湾和印度洋有一流的港口”,“连接石油生产国同美洲欧洲极为重要的海上交通线就经过这里,西欧进口的原料有百分之七十是通过这些航道运输的。”35 从此,苏联在埃塞俄比亚建立了阵地。苏联在1977年春干涉扎伊尔受挫,但它并不甘心,在1978年5月又派遣雇佣军从安哥拉入侵扎伊尔南部沙巴地区。苏联还在南也门扩展影响及军事存在,对美国在中东的地位造成潜在威胁。第三,美国对苏联搞人权外交,支持苏联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物理学家萨哈罗夫,引起了苏联的强烈不满。

对于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与苏联在第三世界的扩张两者之间有没有联系,如何看待非洲之角的问题,布热津斯基与万斯存在不同看法。布热津斯基认为,苏联、古巴在非洲的所作所为很难仅仅解释为地区问题,如果苏联“擅自利用地区冲突为更广泛的国际目标服务”, 那么两者之间就有了联系。而万斯却断定,非洲之角的问题基本是地区纠纷,两者之间没有联系,“说两者之间有联系是错误的, 而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样说将破坏美苏之间的气氛,而如果两国不能就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达成条约,那将是卡特政府第一任期的一个缺憾。

  布热津斯基在1978年头几个月给总统的一些报告中指出,“美国的战略态势在恶化”,美苏关系中存在着严重的危险。非洲之角的事态表明,苏联有能力将其意志强加给第三世界,这将使那些受苏联指使的国家更具侵略性,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是美国不能很好地利用美国在美苏中这个三角关系中相对有利的地位。苏联对缓和的态度是有选择的:在一些事务性方面苏联是同意缓和的,但它不准备在政治性问题上与美国搞缓和,“实际上,苏联在实行有选择的缓和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功”,它善于利用第三世界的动乱尽可能增大我们的困难,尽可能促进它自己的利益。现在“必须使苏联人明白,如果要使缓和持久,那就必须是全面的和互惠的……我们对于某一特定冲突的有限行动必须要表现出我们的决心, 我们更广泛的反应必须使苏联在更广的范围内来掂量”他们行动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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