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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外人

曾想学陶翁,却难。于是,坎内外交友为上。

 
 
 

日志

 
 

高农村里访“高农”  

2007-03-17 14:43: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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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农村里访“高农”

        ——记发家致富高手任丕章

于乾松

 

县检察院的检察官刘言林听说我在寻访老寿星,于是热心地向我推荐他远房的叔祖——金罗镇高农村四组的高龄农民任丕章。

高农村就座落在李自成的高夫人曾经屯兵扎寨一十七年之久的夫人寨脚下。当刘言林驱车与我来到他的这片故土的时候,已是热浪扑面的六月,然而映入眼帘的却是一幅青翠滴绿的山水画,使人顿生美的惊叹与清爽之意。任丕章老人与儿子住的二层楼房前的堰塘边,柳条垂在清清的水里,随着阵阵凉风拂出一圈圈的涟漪荡漾开去。刚刚从田边地头转了一圈回家的老人见有人来访,心里十分高兴,连忙招呼儿孙们安顿我们进屋坐下,装烟筛茶,向我们道开了他的人生历程。

 

狂风吹不倒犁尾巴

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的第二年,即一九一二年十月初四日,任丕章来到了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那时,高农村并不叫高农村,而叫公和村,虽说是穷乡僻壤,但这儿却是乡政府的所在地,还有高桂英当初兴建的“牙前寺”,寺内的香火从那时起就一直兴盛一方,延续到了任丕章长大成人,给这一方水土也带来了往昔的热闹与繁荣。

自稍稍懂事时,任丕章就常常扑闪着那一双好奇的眼睛,思考起那些叫人疑惑难解的时事。有两件事曾经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烙下了深深的印痕。

老人告诉我,第一件事是清朝末年,这一带曾出了几个秀才,“他们普遍都穷,都靠讨米过日子。”秀才杨守山常常没有饭吃,不管春夏秋冬什么季节,就靠写一副对子(即对联),往人家屋里一送,讨几个钱。当然,讨钱也要择人家,他只择有钱的,并且估计还能讨得到几个的才去。家里没钱的人家他不会去。秀才们讨米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借打“土教”挂人家的帐。那时,地方上每年都要举办一次大型的祭祀“土地公公”的活动,人们要向主管一方的“土地”敬奉香火、三牲物品,以求“土地”保一方吉利、平安。而香火、鞭炮则是到附近的杂货铺里去买,也会因为人熟挂个帐。有的秀才则往往利用这样的机会,以任丕章老人父亲的名义挂帐搞点吃的、用的。直到任丕章自己成人后,也发现过有的秀才以他的名义挂过帐。

第二件事是“这里经常有土匪出没,土匪来了,要吃的、喝的,你给他弄好的吃了,嘴巴一抹就走了。要是你没有给他们吃的,他就拿刀砍人。你生长在这个地方,这个时候,没办法!” 任丕章如是说。

就是从这两件事里,任丕章认定:吃为大,栽田为大,狂风吹不倒犁尾巴;读书人都穷,都讨米,读书连个肚子问题也解决不了,没什么作用。因此,就在他父亲手里还较为殷实的时候,他也坚持只上了一年私塾,能认认名字,记记帐就行。十四岁那年,他就自己能干耕田、打耙等农活,独挡一面,样样出色。

老人说:“我喜欢栽田。人家栽秧割谷没对手,我去;人家的田没人耕,我去。我给人家搞事不要钱,只吃饭。我一个夜工能耕七亩田。人家前一天走田边过身,田里还是一丘水,我一夜耕完了人家还不晓得,第二天去看,那田就已经耕得乖乖致致。”

任丕章二十岁那年,他父亲觉得这儿子大了,该给他娶个媳妇了。于是,托了当地最有名气的媒人做月老,把一根红丝线系在了本村与他儿子年龄相差不多,勤勤快快做事的戴承凤手上。任丕章结婚那天,任家发了一顶大红花轿接新娘,发了四顶小轿抬“上亲(女方亲属)”,一应号鼓、点子俱全,很是气派。从此,夫妻俩个勤快人配合默契,恩恩爱爱地走到了一起,对未来生活充满了无限幸福的憧憬和希望。他们相信,这将是他们战胜一切困难,以至发家致富的法宝。

任丕章的结婚,予示着任家三兄弟中这个排行老二的成熟与立业,也予示着这个家庭已经符合了抽派壮丁的那个“三丁抽一”的条件,于是,任丕章被中了丁。俗话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为了躲过这个劫难,连续二年,任家都花了一百二十担谷买了壮丁。面对壮丁的灾难,面对三个象山一样壮实的儿子,任丕章的父亲想到了家庭传统习惯走向的“树大分丫,儿大分家”的模式,并在痛苦的抉择中下定了分家的决心。

分家那天,因为房子少的原故,他父亲作主采取“分烟灶不分屋”的办法,给他夫妻俩就分了三个饭碗、四个菜碗、几斤菜油、三担田。这夫妻俩明知父亲偏袒了另外两个兄弟,也理解父亲的苦衷,二话没话。

为了自己的家,任丕章让只有三寸金莲,下不得田,走不动路的妻子在家做饭、喂猪,而自己在外拼命地种田、打短工。他是个聪明的人,也是个有心的人。农闲打短工时,他最喜欢的是帮人取酒,人家师傅在那里做,他装作无心悄悄地学,东家学做曲,西家学蒸煮,南家学抓药(即酒药),北家学选料。到他二十八岁的时候,他已经单独地搞起作坊,自己取酒了,而且酒的质量特别不错,销路也好。

自从掌握了取酒的技术之后,任丕章便根据人们总要吃喝的实际作起了发家的大文章,走着种田——取酒——养猪一条龙作业的路子。他自己种稻谷和大麦,农闲时一个月取一十二作酒。而一百斤稻谷或大麦,在他手里能取五十斤酒,酒则自己悠悠地挑着去卖,有钱的给钱,无钱的可以用谷来换,四斤半谷一斤酒,往往一担酒吆吆喝喝地出门,他又怀揣一大把钱加一担谷吆吆喝喝地回来。取酒后剩下的酒糟他又利用起来喂猪,一年喂一十二头猪,晚上让猪吃得肚儿滚园,倒下便呼呼地睡。往往一斤毛肉可以换一斗二升谷,尤其是跑日军的那段时间,喂猪的少,一斤肉要二斗五升谷才能换到。有人给任丕章估算过,他运作得最好时,一年的收入折算为稻谷是一千一百七十担,而那时一担谷可是一百二十五斤,也就是说他全年可以收获稻谷一十五万斤左右。

就正因为如此,老人在我采访时,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告诉我:“我喜欢栽田,栽田为大,狂风吹不倒犁尾巴。”为了栽田,任丕章真的是倆耳不闻窗外事,高夫人曾经在夫人寨脚下屯兵扎寨一十七年之久的传说,他虽然听到说过,但并不记得这些,就象是风吹过一样,脑袋里还有点影,却记不清了。他只知道栽田,并且只要说到栽田的事,他就头脑十分清醒地向我算着谷与酒、谷与猪之间的种种数字。同时,老人也表现出了那种对稻谷特有的感情。或许从老人儿时“秀才讨米”的记忆开始,他就认为有了谷,才会有自己的性命,才会有自己的家,才会有家的安定,也才会有家的富裕。时至今天,老人还在家里维护着那个“谷不许给猪吃,不许给鸡吃”的原则。

也就正因为任丕章夫妻俩共同为了稻谷的勤奋与默契,他们在艰辛与苦涩中又共同地收获了欢乐与幸福,甚至渡过人生生离死别的历程。一九六四年,戴承凤离开人世时,任丕章才刚过“知天命”之年。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任丕章这个朴实的农民把妻子深深地藏在了心里,人们多次劝他续弦,找个伴,有个照应,他总都沉默不语。

 

便宜的不要,浪打的不收

就在任丕章挑着担子,走村串户的日子里,人们赊了他的谷、赊了他的酒、甚至于赊了他的猪肉,新帐旧帐他都记不清有多长时间,数量有多少,他从不开口向人家去讨帐,他觉得给人吃了,喝了是个人情。

有次,村里一位姓施的家里被大火烧了,孩子也没了,吃的也没了。他夫妻俩念其人家作孽,赶忙给这家挑去了三担谷,让他们渡过眼前的难关。

那时,每年秋收后,地方上都要在庙里搭个草台,请来戏班子,唱上几天草台戏。任丕章都主动地给戏班子送去一头或两头大肥猪,让人家感受乡情的淳朴与温暖,让乡亲们看好戏,而他自己却从不看戏,只知栽田、干活。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人们的日子都紧巴巴的。一天,他在路上走,捡到一个钱包,憨实的他不敢打开看,就一屁股坐在了路边,等着掉了钱包的人来认领。一等几个钟头过去,人家领走了钱包,才知道人家掉的是准备去亘山给集体买煤的公款。

大队集体办油榨作坊的时候,核算定量出油率是32斤,而任丕章能使出油率提高2斤,于是,有人提出来把多的油悄悄分了,任丕章却不同意,硬是交了公。

在西湖治理工地,他先是挑土,后来调到了炊事班,为了使大家按照时上工,他天一亮就起床,烧好洗脸水,给大家端到床头,弄得大家早床也睡不成,人家都开玩笑说:“这就怕了你。”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有一年,他的责任田被别人占了一截,他的一个孙子在缴纳上交款时按任务少交了十元钱,任丕章便教训孙子“你就是不听话,村里的上交又不是只收你一个人的,你不能让干部为难?”结果督促孙子规规矩矩补交了十元钱。

老人说:“人在世上,应该便宜的不要,浪打的不收,犯法的不做。”因此,老人的这种人生哲理,使他一生中与乡亲乡邻有着浓厚的感情和缘分。他说:“解放时,我被划成了地主成份,但是,乡亲们从没有为难过我,领导也没有为难过我。”一九五四年,我参加治西湖,头年九月间就去了,到第二年要下秧时回来,身上没有钱,还是县长亲自给了我二十元路费。”

老人略微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民国三十三年,任家祠堂五年一次的“清明会”,派人接我去管帐,打招呼,就是因为我不是长牙齿(不好吃,不伸手要东西)。说起“清明会”,老人简单地介绍了一番。

清明会,就是各宗族在清明节的时候,聚集在各自的祠堂祭祀祖先的集会。那时,安(乡)、安(福,现在的临澧)、石(门)、慈(利)、永(定)五县和澧县的任姓共一个祠堂,祠堂就设在老澧州城外的任家廊。祠堂一年可以收稞租三千五百担,收花边光洋三千五百元。这些钱、粮便是祠堂举办大型活动,特别是“清明会”的活动经费。这回任家宗族“清明会”的前一年“冬至节”,祠堂就派人把任丕章接到了任家廊,到了族长、长辈及各县任姓代表围成一个圆圈开会,把他任丕章一个人放在圈子中间坐着时,他才知道这次要他来的目的:一是在拢好几年来宗族帐目的基础上拿出清明会的预算;二是给他刻好了私章,要他管理清明会的开支,意思是说族里的钱、粮一应支付,包括族长在内谁都不能动用,只有经过他核实了,盖了章才能算数。

清明会一般安排三天时间,参加清明会的人都在清明节的前一天报到,第二天在族长的带领下,在祠堂燃起香火,摆好三牲祭品祭奠祖宗。接着鞭炮开路,几百人排成长队,人们抬着供品,打着清明伞,敲锣打鼓前往彭山的宗族墓地祭扫。第三天吃过饭,祠堂给大家开了来回的盘缠钱,清明会也就结束了。

清明会期间,澧州城日夜三天大开城门,以示祝贺。祠堂也会组织连唱三天草台戏。祠堂开餐吃饭是正式席位四十桌,分两运吃完,坐不上席的就都站在祠堂厅外吃。每餐的菜肴都有规定,一般是大盘大碗,一碗红绕砣子肉、一碗酢肉、一盘羊肉、一盘鱼、一鬼碗用猪内水做的汤。吃饭时,不许讲话,有手持竹板的人维护秩序。

这期间,任丕章是最忙的人,除了审查每一项开支、盖章之外,他还要给参加清明会的每个人算好来回的路费,制好盘缠条,并盖好刻有他的大名的印章。忙碌过后,祠堂里要给他工钱、盘缠钱,他却象给人耕田栽秧一样,只吃饭不要钱。

 

吃各人的放心

在生活中,人们往往会因为某个偶然的事情而改变自己的观念与习惯。有一次,任丕章到闸口去挑石灰,走过一家饭店时正好看见那揉着面团的师傅鼻涕掉进灰面里,那沾着灰面的手擦了擦鼻子,又无事一样把灰面捏成一个个馒头、包子。就从这个时候起,他总觉得外面的吃货不卫生,放不得心,他也就再没进过人家开的面馆、饭厅。挑石灰的那段日子,每天他顶着星星出去,又顶着星星回来,尽管又累又饿,他却只用自己带的粑粑、米花儿塞塞肚子。

那年,家里热热闹闹地嫁孙女,孙女就嫁到金罗街上,离家不足十里路,大家备好了车,请他这老前辈去喝喜酒。他给了孙辈满心地祝福,推说吃不惯馆里的东西,免得扫了大家的兴,还是没去。

任丕章多年来从不去人家家里吃东西,在自己家里也只吃自己土地上生产出来的东西、自己家里做的东西。一到夏天,他总爱吃冷饭、冷菜。

老人取酒卖酒几十年,直到早几年才歇了这手艺,但是他这一生从不喝酒。取出来的酒要看质量时,他便拿起碗,凭着经验看酒花。他说,我取酒没有别的巧,就是爱干净、讲卫生,人家取酒的把蒸煮的谷就随便往地上一摊,不管有不有鸡屎、土块等等,而他往往是先在地上垫一层谷壳,谷壳上面又铺一层竹帘子,这样保证了取出来的酒昧道淳正,无杂味。老人为了自觉地加强卫生监督意识,二十年前就到卫生防疫部门办了卫生许可证。

任丕章老人有着早起的习惯,一起床就牵着牛去放,还留心到处转转,看看田地里的庄稼。回到家里,便对儿孙们发布最新观察信息:谁家的田栽得好,苗价好;谁家的地里长虫子了等等。这习惯他一直坚持到了现在,只不过最近两年不放牛了。

或许是从小就勤扒苦做锻炼的原故,任丕章老人仍然有个十分硬朗的身体,特别是那细胞的再生能力特强。几年前,他与人家合伙养了一头水牛,那牛被侍弄得油毛水光,一对弯月形的大角伸向前方,十分威武雄壮。有天,那牛却发怒了,老人小心翼翼地上前去牵时,只见它怒目圆睁,头一歪,一头撞来,把角触进了老人的胸口,吓得人们手忙脚乱。“当初也怪,就是戴宏仁给我搞了几副草药敷上,没几天也就好了。”老人边说边解开衣服扣子,让我们看那至今还是陷窝窝儿的伤口。

而今,在这个四世同堂的家里,任丕章老人还保持着说话算数的威严,当然,家务事早就全交给了儿媳。但不许打牌赌博这个原则是他定地,也是任何人都不能破坏的,他说打牌赌博是不正经的人搞的事,辛辛苦苦弄来的几个血汗钱,输给人家划不来。十多年前,他就把家里的麻将牌全烧了,一直到现在儿孙们都不愿在这个问题上惹老人心里烦,闲时就看看电视,陪老人聊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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